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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名匯》專訪總裁王剛:醫療服務不是商業游戲

【本文為疾病百科知識,僅供閱讀】發布時間:2015-08-05 19:10 來源:新京報打印

導讀:

海外就醫如何去?國外都有哪些新技能?你了解出國看病后面的陷阱和誤區嗎......日前,《新京報-名匯雜志》專門就“海外醫療”做了一期專題,厚樸方舟作為行業的開拓者和權威專家,接受記者的僅此一家專訪。

總裁王剛在采訪中一再重申和強調了企業的價值理念——海外醫療服務,不是商業行為,不是商業游戲,我們面對的都是把命交給我們的人,要對得起這份性命相托,這是每一個海外醫療服務機構都應該遵守的道德底線!

以下為文章全文:

與人們設想的不同,王剛之前并沒有任何醫療行業的資源和背景。他選擇進入海外醫療服務行業,是源于陪伴自己罹患癌癥的親人走完人生 一程的痛苦經歷。

多年前,晚年生活方式特別健康的父親突然查出患有賁門癌,已經發生肝轉移、肺轉移。經過一年六個月的治療, 還是離世。談起這段傷感的往事,王剛說,當時治療的過程有些不堪回首,對于父親和整個家庭都是巨大的煎熬,“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陪著父親,就醫的過程很艱難也很痛苦。守著他的時候我經常會想,有沒有一個能夠獨立于現有的醫療體系之外的第二套醫療解決路徑。父親去世之后,我就決定轉行,做了這個公司。”

2008年,當跨境醫療服務在中國還鮮有人知,相關的資源和資料都極其缺乏的時候,王剛成立的新公司就開始了漫長的調研工作。經過公司團隊在全球范圍內做的調研, ,他們將重點關注的區域鎖定在了美國和日本——這兩大擁有多項全球領頭醫療技能的國家。

在海外病患的治療方面,美國擁有全世界較完善的服務體系和極其豐富的經驗。從便捷的網上申請預約,到接送機、住宿安排、專業的醫學翻譯,美國值得信賴的的醫院都以較開放的態度接納著來自全球的求醫患者,廣泛覆蓋中東、韓國、俄羅斯等國,甚至患者個人可直接對接。

而與美國行程巨大反差的日本,則成了王剛及其團隊在開疆拓土的創業初期遇到的大障礙。日本雖然在國家的層面上提倡和鼓勵海外患者到日本去就醫,也希望自己的優勢醫療資源可以走出本國。

但是日本國內的醫療體制卻是相當封閉的,作為醫院和醫生本身也是一種相當保守的狀態,他們反而不太愿意去接受外國人到日本接受治療。與之相對應的現實問題就是日本真正排名靠前的醫院在當時都沒有自己的國際醫療中心,絕大多數醫院都沒有接受國際患者的經驗。

提起與日本醫院的合作,王剛頗有些哭笑不得,“在日本,別說看病,做很多事情都非常的不方便。較簡單到我們想租一個辦公室,都要按要求交三年的財務報表,三年的納稅記錄,近三年來主要的商務合同,然后還得找這商務合同調查真實性,提出未來3~5年的規劃。

直到現在,海外的病人以個人名義聯系日本這幾家值得信賴的醫院,即使你日文流利,他們也都會拒絕接收。所以在日本成立厚樸方舟的子公司,并與日本各種醫療機構的對接工作耗時特別長,經過兩年的努力,終于得到了他們充分的肯定”。

日本政府則從2011年開始鼓勵接受海外患者,并專門設置了醫療簽證。也正是由于日本的醫療費用相對較低,厚樸方舟為中國患者引入日本值得信賴的醫療資源后,出國就醫的消費群體從較初富豪階層大面積地拓展到了國內的中產階層以上。

幾年來,在幫助無數患者赴海外求醫的過程中,王剛越來越覺得自己和團隊在做的事情是極其有意義的。“一般患者會選擇出國看病,較看重的是新的醫療技能和新藥。但是 我們發現,是藥品、器械、手術方案、醫生、護士、護理、院中病愈、院后隨診的整體性協作模式解除了病人的痛苦”,王剛說:“有可能我國在某些科目的某一個節點上的醫療水平不低,但在體系和體系的PK中,對病人的關照就顯出很大的缺陷”。

在美國,當病人的病情較為復雜,會由病人的主診醫生牽頭,會同內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個學科醫生,共同討論病情,較終制訂出較適合該患者的個體化治療方案。這種診療模式被稱為多學科綜合治療,由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在癌癥治療領域,多學科綜合治療早已成為主要的診療模式。同時,術后的院中病愈也受到重視,系統的術后病愈也讓治療的效果得以鞏固。

出國看病熱帶來的,還有醫療需求的改變。從較初每個月個位數的客戶量到如今每年接到700位病患,這個市場的上升趨勢顯而易見。較重要的是客人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初期,計劃出國看病的患者大部分都有在國內治療失敗的痛苦經歷,或者是病情嚴重到癌癥三期以后才將海外醫療視為 一根救命稻草。其實對于此類病患,大部分專業的國外醫院也提供不出來更好的治療方法,很多甚至不符合醫院的接收標準。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剛剛發現疾病,就較先想到去海外尋求較好的治療方案和醫療服務。近年來十分熱門的出國體檢,更是人們對自己健康的防患于未然。

如今,在資本的推動下,能提供跨境醫療中介服務的機構越來越多,出國看病儼然已經成為一個備受資本追捧的熱門生意。而對于這種熱潮,王剛卻顯得冷靜很多。他說,自己的公司更愿意做些“苦差事”。如今,很多跨境醫療中介,包括有其他資本投入的,其實都在做一件事——預約。翻譯資料、預約完畢、聯系好當地的基本住宿就完成工作了。而厚樸方舟通過成立海外的全資子公司,在當地聘請全職工作人員、同時投資購置自己的公寓、車輛,解決患者的生活所需。同時,組成三人服務小組服務患者。團隊提供的服務從預約成功之后,到入院的檢查、治療方案的制定、手術的實施,術中和術后的陪護,再到院中病愈、出院以后的病愈、隨診及 的跟蹤檢查、評估……所有環節都涵蓋其中,為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王剛說,自己的公司選擇做這么多前期投入來配置資源,是因為他堅信一個企業、一個行業如果僅僅是建立在信息的不對稱之上,在如今這個去中介化的時代是走不遠的,信息不對稱在這樣的互聯網時代會迅速擊穿擊透,并沒有意義和價值。相反,在跨出國門的醫療環境中,能提供出更細致而真誠的服務,也許才是跨境醫療服務行業的生存之道,王剛說:“醫療服務從來就不是商業游戲,我們面對的都是把命交給我們的人,對得起這份性命相托,是這個行業的道德底線。”

以下都是你較想了解的問題

Q:考慮出國看病的較關心的問題就是價格。海外醫療的費用究竟貴不貴?

可以說各個國家醫療費用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比如說丙肝治療,EB型丙肝的聯合用藥,現在在日本是16萬元人民幣,美國就會到60多外元人民幣,而印度才幾千塊錢。如果涉及手術,比如說心臟搭橋,在美國,比如克利夫蘭診所,像這樣的一個手術整個過程需要上百萬元人民幣,非常昂貴。而日本的好處就是在醫療水平上一點都不低于美國,甚至在手術精細度上會優于美國,但是日本的醫療費用非常低。2013年WTO評比中日本是醫療水平較高的國家,它排名前列,但是費用排名倒數前列。所有發達國家中,它收費是較低的。比如2010年日本厚生勞動省核準的一例肺全切手術,只有133萬日元,折合六七萬元人民幣。而且又是日本與我們中國會出現倒掛的情況,比如今年5月份上海的質子和重離子治療中心成立,在那里一個療程做下來是27.6萬元人民幣,而日本的質子和重離子治療機構建成和投產使用歷史更久,一個療程下來才僅僅300萬日元,折合15萬元人民幣,可以稱得上物美價廉。

Q:選擇用這么大的一筆投入出國看病,是否可以得到讓病人滿意的治療呢?

美國也好,日本也好,這些專業的醫院制定一個患者的治療方案是很慎重的,與病人有非常充分的溝通來避免病人對治療結果的個人想象。一般會對病人做跨學科的會診,拿出多個治療方案,然后會很清晰地講解給客人。比如說一個心臟病患者,是做支架好還是做搭橋好,搭橋應該是怎么搭,支架放幾個,放在什么位置,放多大的支架。如果有支架又有搭橋,口服藥物選哪一種,把這個方案都制定好以后會拿著動態檢查的圖像,拿著一個心臟圖去詳細講解。同時,會將每一種治療的利弊做清楚的分析,比如說前列套方案,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是否要終生服用藥物,會給您帶來什么樣的困擾、什么樣的改變;如果是手術,那么手術中的風險是什么,手術之后在院里面病愈階段,比如說手術之后幾小時就開始怎么做,之后日后的效果會怎么樣。這樣的講解有時會需要一二個小時,直到患者真正理解并做出自己的選擇。

Q:一般病人出國看病,會遇到什么問題?

遇到的問題,首先就是支付。美國醫院要求預付費。患者在網上申請,將病歷給發過去。如果同意接收,院方會給出一個賬戶,需要預交前列部分費用,之后才會為患者做申請簽證的相關事項。之后患者入院檢查,通過評估做出治療方案來之后,院方就會要求打第二筆錢,收費的流程跟得很緊。日本方面,有的醫院是開始慢慢接受預付費了,有些則不接受。醫院會要求我們這類在日本注冊的公司對患者進行擔保。另外就是一些醫院的規定,可能會因為不了解,出現誤會。比如,在日本、美國不允許在醫院內打手機,在自己的病房里也 不允許打手機。有時候我們會在這方面不停地去提示患者。尤其選擇我們的可能商務人士比較多,工作、業務也比較繁忙。

Q:在國外出現醫療糾紛怎么辦?

只能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遇到過這類問題。當然,醫療糾紛任何國家都會有,醫療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個概率問題。但是我覺得,前列,我們之類的跨境醫療服務機構是提供一個讓病人可以接受到值得信賴的醫療的途徑,但是我們不是醫療本身。我們的客人去接受國外的治療,也是需要和美國、日本這些值得信賴的醫院發生直接的醫療關系,就會簽署非常嚴謹的醫療合同,在一系列的文件上簽字的。如果未來出現這種問題,我們在美國和日本都有自己的律師,我們會協助客人向醫院是申請賠償。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遇到過,當然也和美國、日本真正在這種醫療事故的追究力度上有關系。而且它的醫療事故認定還是相對偏向病人。醫院的醫生們對這種事也是非常在意的,整個流程非常嚴謹、規范。

來源:新京報—名匯雜志 記者:路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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